司马光认为天下财富自有定数,薛向的观点可比司马光的观点进步多了。
大宋内部和平百年,边患真要细论起来只能算是癣癞之疾,但人口已经快要达到土地允许的极限,而田地的增长也快要到了极限,工商业至今还仅仅是补充。这样的社会,其每年生产出来的财富基本上就是一条略微向上的直线,而且绝大部分的增长还都被同样增加的人口所抵消,甚至由于人口增长的幅度更大,人均收入都在隐隐的下降之中。
尽管此时工商业发达,但从朝廷税赋的构成上来说,依然是彻头彻尾的农业社会。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就仅仅是萌芽而已。
王安石隐约看到了这一点,可他由于本身的局限性,所创诸多新法,除了农田水利法以外,其他有关财计的政策,便民贷、均输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从本质上说,无一不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从士绅阶层手中,将他们过往攥在手中的收入收归国有。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而司马光和王安石所争的,就是这份收入,是应该给国家多一点,还是留给士绅阶层多一点。
至于升斗小民、愚民黔首、百姓、庶民,也就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在新旧两党的交锋中,从来都是拿出来的幌子而已。
无论是变法前、还是变法后,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多少区别。免役法,让五等户也要交免行钱,不比过去,做衙前做到倾家荡产的,都是三等户以上的富户。但便民贷,则让底层的自耕农少了一份盘剥,多了一分保住土地的希望——地方大户可以将欠债的自耕农的土地收来抵债,而地方官一般是不敢大规模这么做,闹出乱子,他们少不了被弹劾被治罪——一出一入,差不多就抵消了。
相对于朝廷的政策而言而言,还是雨水多寡对于百姓们的生活水平影响还要更大一点。
元丰元年是赵顼即位以来难得的丰年,由于税赋的数额大体上是固定的,朝廷的财政收入没有太大的变化,相对的,百姓们留在手上的钱粮自然要比前些年多了一些。
为了弥补熙宁后期的连年灾害对各地常平仓的消耗,今年各路都是敞开收粮,同时也就保证了粮食出售价格的稳定,没有出现丰年谷贱伤农的情况。
可若是遇到灾年,则还是少不了朝廷的赈济,不论是变法前还是变法后,平民百姓都没有能靠自己的积蓄度过难关的能力。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着眼在财富的分配上,而薛向却能想得到如何增加财富——并不仅仅局限在农业上——这是分蛋糕和做蛋糕的区别。
物流的畅通,自然能带来商业的兴盛,并必然会促进工业的发展,这是韩冈最想看到的变化。但并不是所有朝臣都喜欢薛向的说法,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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