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案例。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陈克整个1931年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建立国家实验室与生产之间的科技体制。作为铁路子弟，陈克对高铁的发展有不少比较多的了解。甚至可以说，中国生产与科技创新的扛鼎之作，就是高铁的发展。中国引进的不仅仅是大量技术，更重要的是引进了欧美先进的科研机制。

　　在高铁研发过程中，外国技术作用有限，甚至可以说很有限。关键的是这套机制，哪怕是一个螺丝钉出了问题，都要送到实验室进行研究。研究的方向可不是仅仅限于怎么样能不出问题，而是首先研究出来为什么会出事，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十万个为什么”。

　　是材质问题？是气温问题？科学上没有偶然，只有根据规律的必然。这就需要海量的实验来完成。要研究的不仅仅是发生的一个小问题，而是与之相关的各种规律。

　　例如北方寒冷气温下的膨胀率，这需要的可不是以度为单位的实验，而是以十分之一度为单位的实验。各种金属配比也不是以1%为单位，而是要以%为单位。光为了能够精确控制这些材料里面的配比，就是一场材料学的革命。

　　这些基础研究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就是不断的钻研，实验。人民党的工业薄荷醇生产独步天下，这是陈克在大学时期，一次日本人来他们学校作报告。两位日本教授的报告没什么特别的。一位专门搞薄荷醇生产的教授从举止上倒更像是中国人，他讲述了自己搞催化剂的问题。这位日本教授实验了几百上千次，全部失败。最后从一位朋友那里弄到了刚生产出来的一种新催化剂，含量以毫克计算。就解决了工业催化剂转换手形碳问题。

　　科学的必然性是化学反应的必然性，找到这些必然性，只能靠严谨的科学态度，靠了大量的钱财、人员、实验、数据归纳总结来一点点的积累。

　　这是谁都迈不过去的门槛。

　　1932年3月，陈克才算是初步离开了这方面的工作，该讲的、该说的，陈克都办了。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科技反权威，反垄断”思路，陈克也尽力推行了。实践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一个团队里面，不分资历，不分年龄，人人都该有发言权。

　　当然，反权威不等于是想方设法干掉权威自己去当权威，然后利用自己的权威打压其他人，这还是封建那套。与以往一样，陈克在科学界也做了“反封建”“反平均主义”等等看似矛盾，却根本不矛盾的诸多发言。

　　陈克强忍住，才没有宣传中庸之道。绝大多数读中庸的人，根本就没理解中庸到底在说什么。而且生产力发展到现在的工业化时代，中庸也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工业时代的一切社会行为乃至个人行为，都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种观念恰恰是最难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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