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身份的德国人，刚一到达苏黎世，设在伯尔尼的敌方大使馆就立刻知道，一小时后巴黎也知道了。大大小小的情报人员每天都将真实的和杜撰的成册报告交给那些外交人员，再由他们转送出去。所有的墙壁都是透风的；电话被窃听；从字纸篓的废纸里和吸墨纸的痕迹上重新发现每一条消息；在这样群魔乱舞的混乱之中，到最后许多连自己都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猎手还是被猎者，是间谋还是反间谍，是出卖者还是被出卖者。

　　不过，在这样的日子里，只有关于一个人的报告却极少，也许是因为他太不受人注目吧。他既不在高级的旅馆下榻，也不在咖啡馆里闲坐，更不去观看宣传演出，而是和自己的妻子彻底隐居在一个修鞋匠家里，住在利马特河后面那条古老、狭窄而又高低不平的斯比格尔小巷里的一幢房子的三层楼上，这幢房子就像旧城里的其他房子一样，有高高耸立的屋顶，构造结实，但一半由于天长日久，一半由于楼下院子里那家熏香肠的小作坊，房屋已熏得相当黑。他的邻居有：一个女面包师、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奥地利男演员。由于他少言寡语，邻居们除了知道他是俄国人和名字难念之外，别的也就不知道什么了。女房东是从他的一日三餐的简单伙食和夫妇两人的旧衣着上看出他已离别家乡流亡多年了，而且也没有大笔的财产和做什么赚大钱的买卖。这夫妇俩刚搬来住的时候，全部家当还装不满一个小篮呢。

　　利马特河（Limmat），流经苏黎世市区，入苏黎世湖。

　　这一个身材矮小的人是那么的不显眼和生活得尽可能不引人注意。他避免交际，邻居们很少能和他眯缝的双眼里锐利而又深沉的目光相遇，也很少有客人来找他。但是他每天的生活却极有规律，上午9点钟去图书馆，在那里一直坐到12点钟图书馆关门，12点10分准时回到家中，12点50分又离开寓所，成为下午到图书馆去的第一个人，然后在那里一直坐到傍晚6点钟。况且，情报人员只注意那些喋喋不休的人，而不知道沉默寡言、埋头书堆、好学不倦的人倒往往是使世界革命化最危险的人物，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这一个住在修鞋匠家里、不引人注目的人写过报告。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大家都认识他，知道他曾是伦敦的一家俄国流亡者办的激进小刊物的编辑，是彼得堡的某个发音别扭的特殊党派的领袖；不过，由于他在谈论社会主义政党里的那些最有名望的人物时，态度生硬和轻蔑，并说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又由于他自己显得不好接近和完全不会通融，所以大家也就不太关心他了。有时候，他利用晚上在一家无产者出没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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