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太不像话。”
“哼，毛几锤这个窝囊废，他懂个屁呀，只会打牌喝酒上发廊找女孩子，能管好公安局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吕青旦愤愤不平地说道。
政法委办公室主任贾锁柱早就告诉我，吕青旦和毛局长合不来，而且矛盾越来越大，焦点在公安局长的位置上。
仔细再看，大门口没有铁门也没有牌子，两侧三米高的土墙旧得像文物，露出石块的墙壁上贴着许多乱七八糟的小广告。我说：“连个招牌都没有，乡下的群众来局里办事怎么找啊？”
吕青旦走到围墙背后说：“你来看，门牌在这里躺着呢。”
我走过去一看，只见木牌子上沾着很多牛粪和鸡毛，正面竟然写着“海屯县不公局”。我说：“是谁吃了豹子胆，敢把公安两个字改成‘不公’？”
吕青旦幸灾乐祸地说：“我也不清楚，估计是对公安局不满的人吧，听毛局长说牌子被人涂改过两三次了，几次派人埋伏在大门口都没抓到人。”
我暗暗想，公安局连自己的招牌都保不住，还能保一方平安吗？
这时上班时间已到，干警陆陆续续进入大院，有的骑自行车有的开摩托车，有的开着没挂牌的走私车。经过我们时，他们都朝吕青旦点点头，或者打声招呼，但对我似乎连看我一眼都懒得看，就若无其事地走了。
公安局办公楼建于20世纪70年代，三层高，四十多米长，墙壁浅褐色，仿佛一张布满老人斑的脸。东头有两间专门存放自行车的简易木棚，西头有三间用钢筋和沥青纸搭起的破旧车库，楼前有一个很旧的篮球场，水泥地上堆放着很多稻谷和木头，两副球架歪歪扭扭像是要倒下来的样子。院子四周种着很多椰子树、木麻黄、小叶榕、菠萝蜜树，这些树木大部分都有三丈高、水桶粗，由于树与树之间挨得太近，密扎扎的叶子把地面遮得绿阴阴的，树上还时不时传出动人的鸟叫声，好像公园的某个角落似的。
局领导的办公室都设在二楼。当我们悄悄地站在局长办公室门口时，竟没有一个干警过来查问。此刻，局长戴着老花眼镜，正埋头全神贯注地清理办公桌上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发票，桌面的左边放着一只黑色公文包，一盒刚打开的硬壳中华香烟，右边是一顶好像好久没有洗过的警帽，油乎乎的。
过了片刻，吕青旦才敲敲门说：“毛局长，新来的常委来看你了。”
“噢，真的是新来的呀。”毛局长摘下老花眼镜看了看，然后迅速站起来戴上警帽，“啪”的一声立正敬礼。
我笑着说：“很忙吧？”
“不忙，领导来了忙也不忙了。”他撅着肥厚的屁股三步并作两步迎上来，双手用力握住我的右手。
一阵寒暄过后，他把发票塞回抽屉里，然后用鸡毛掸扫去黄色木沙发上厚厚的灰尘，说：“坐，书记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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