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县里追究你的责任？”
“怕什么，‘没有不好的农民，只有不好的领导’，这是中央领导说的。”火珍一字一句地说道。
陈风水咬牙切齿地说：“妈的，小小的妇女主任算个狗蛋，敢对县领导这样没礼貌。”
黑暗中传出嘻嘻的笑声。笑声一落有人就操着很浓的当地口音说：“你们县委领导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农民就没有你们这些县委领导。”
我说：“咱们农民一贯都是很听话的嘛，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有时候讲道理，有时候不能讲道理。这样我们农民才能活下去。”话一落又有人大声说。
火珍举起手电筒说：“好啦，大家别说那么远了，现在不是辩论的时候，我们要求领导尽快解决路上的治安问题吧。”
人群顿时安静下来。火珍焦急地问：“你说怎么办？”
我立即郑重地承诺：“你们回去吧，这个问题我明天立即给你们解决！”
待她们一走，陈风水落井下石地说：“书记，这样的人别管她。”
回到乡里，我一夜没睡好。第二天就和林业局的方局长协商，把原来设在云古岭下的临时木材检查站移到岭顶上，同时增派了两名干警一起值夜班。此后，“劫车”的案件就再也没有发生了。
两星期后云古岭劫车案告破，歹徒是四个吸毒的农村青年。依据公安干警管理条例，派出所所长董一点将功赎过不奖不罚。
让我至今还不解的是，是谁把我深夜返回红棉乡的准确时间告诉火珍的呢？看来这永远是个谜了。
晚饭后，乡里的干部回家的回家外出的外出，简陋的政府大院立刻陷入了寂静。随着夜幕的降临，我听到了鸟叫狗吠，听到了门窗经不住风吹发出的“怦怦”响。我不知道这样的情景还要延续多少年。
其实我并不孤独，因为还有值班室的老胡。这时老胡正戴着眼镜坐在大门口翻杂志，他很快就翻完手上那本杂志，然后抬起头望着窗外那株老椰树发呆。
老胡今年五十出头，满头白发，说话歪嘴巴，胸前经常挂副老花眼镜，妻子去年车祸死了，儿子在省城工作，为此他打了几次报告要求内退，但乡党委都压着没批，理由是不满六十岁。
我在院子里随便走了几圈，见他还是神经兮兮的样子，便走上前去对他说，你去通知钱副乡长到我房间里来有事找他。老胡抬头看看我就诡秘地说，钱副乡长很忙呀，正在卫生院上夜班呢。我有些纳闷：钱副乡长既不是医生又不管卫生工作，他去医院干什么，难道他病了或是去看别的病人。我对老胡说，你一定带我去看看，老胡见我态度坚决，便关上大门然后领着我朝卫生院走去。
卫生院离乡政府并不远，远远便看见三楼有一些灯光从窗帘里透出来。走进昏暗的楼梯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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